|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王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提要］本文从三个层面论述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本文认为，从翻译的实质层面审察，应由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转达转向能动地阐述和建构。从翻译研究层面看，应从过去的翻译批评或翻译技巧的评论，转向学科意义上的跨文化的翻译学研究。从文化层面考察，应将翻译研究置于"非边绿化"和"非领地化"的运动之中。从而，中国的翻译研究才有可能同国外的翻译研究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
［主题词］翻译、翻译研究、文化
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学理论批评界，谈论文化研究成了一种时髦，无论是专注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化批评的批评家，都争相涉及这一热门话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冷僻的边缘地带的翻译研究领域，最近也开始有学者提出以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来代替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命题。(1)这应当说是一种可喜的兆头，因为翻译研究总是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研究把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狭义的字面翻译；研究把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后者则有着较大能动性阐释的张力。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者仍寥寥无几。鉴于我本人所一贯从事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和当代文化研究，因而本文目的自然是从这一角度切入来探讨翻译问题。文化研究：翻译的意义重构既然文字翻译和文化翻译都涉及作为其文化内容传载工具的两种语言所各自处于的不同文化背景，因而这两种形式的翻译都可分别算作是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化翻译。毫无疑问，翻译的一个最起码的原则就是必须忠实原文，也即首先得涉及严复一百年前提出并且在中国的翻译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信"字。根据这一原则，翻译首先必须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只是文字翻译更注重形式上的忠实，而文化翻译则致力于对其文化内涵
的准确转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呢?我想这应当是当前的翻译研究者应努力探讨的问题。几年前，我曾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断言，中国并没有可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有的只是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和翻译技巧的评论(translation
review)。从事翻译批评的学者大多拘泥于文字翻译技巧的分析和评判，往往得出的结论的经验性大大多于理论性和研究性，这样的成果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翻译者借鉴，但它本身却无法上升为理论或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成果。这自然是我国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一个原因。我现在依然坚持这种看法，只是近几年来的情况有所改观，经过翻译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翻译研究终于在逐步走上规范化、学科化以及国际化的轨道上迈出了有力的一步。(2)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可喜的兆头，是一些国际性的翻译研讨会，诸如本次"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在中国举行，中国学者也开始频繁地出席翻译研究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以展示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实绩。这一切均说明，中国的翻译研究开始与国际翻译研究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了。但是要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并非只是一味追求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也不能全然不顾听众，喋喋不休地鼓吹自己的文化，而是首先要找到双方共同感兴趣并能展开讨论甚至争论的话题，这样才不致于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但在当前，究意什么话题才能够使得中西方学者就翻译这个问题进行对话呢?既然中国与西方的对话首先会碰到语言(包括学术理论话语)上的障碍，那么我们应当找到某个超越于语言形式之上的共同点，我以为当前的"文化研究热"倒是一个可以使中西方走到一起进行对话的基点，而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所从事的翻译研究才能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詹姆逊语)的束缚。提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人们也许会想到风靡当代北美文学艺术界的那种"文化研究"，其实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特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传媒的研究，这样一来，作为文化和文学传播之媒介的翻译便被包括进来了。文化研究作为一面包罗万象的旗帜，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步风行起来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它最初于五十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文化研究开始时仅有着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之特征，无疑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而且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弘扬经典文学作品来达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之目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因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文化，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翻译研究排斥在外。就其基本的定义而言，翻译的任务是将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产生的细微差别。这样一来，翻译就必然牵涉到文化问题和表述上的困境。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作为其高雅文化代表的古典文学，有着内涵丰富微妙、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意境的意象之特征，因而其含而不露的美学精神实质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一经用另一种语言来重新表述，不仅其原有的美感会荡然失去，而且会产生出新的不同的意义。因此，探讨翻译
和误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新的意义也是当代翻译研究必然涉及的理论课题。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在《红楼梦》、《桃花源记》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英译中以及它们在被西方接受过程中出现的成败得失见出
注：(1)在1997年荷兰莱顿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五届年会上，第七分组的议题就�"重建文化记忆：翻译，书写和读写"(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Translation,Scripts,Literacy)，提交的翻译研究论文大都是从文化研究角度来论述的。(2)这可以从目前的高等院校硕士学位点的设置见出端倪：翻译理论与实践已被列为与比较文学和国别语言文学同等的学位点。中国译协也加强了与国际译联组织上的联系。(3)除了每年有中国学者出席国际翻译研讨会外，诸如《对象》(Target)、《视角》(Perspectives)和《通天塔》(Babel)这样公认的国际权威性翻译研究刊物也开始频繁地发表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这在其他领域并不多见。
要参阅论文全文，请 email 至 coolbee@online.sh.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