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页>文科论文>历史>和平的崩溃 |
|
和平的崩溃 ——凡尔赛和约的失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洗礼，善良的人们都急切的渴望未来不在会有战争、罪恶和屠杀；甚至于政治家们也认识到了战争消灭的可贵性，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1918年11月11日宣布德国已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时是这么表述这种普遍想法的：“但愿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此重大的早晨，一切战争均将终止。”但是，事实是，不过二十年后，欧洲又发生了另一次更惨烈的战争，无论就其卷入国家的数量、牵涉的人数、投入的物力财力、持续的时间、使用的武器的先进性和破坏力，还是从这次战争导致的后果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给欧洲带来了近一百年的持久和平；一百年后的凡尔赛和约，却只给欧洲和整个世界带来了“二十年危机”以及随后的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世界战争。是什么原因促使现实的国家间政治置人民的呼声和期盼于不顾？凡尔赛和约又为什么不象维也纳会议一样带来持久和平呢？ 凡尔赛会议与维也纳会议颇有相同之处：两者的任务都是重新调整被大国破坏的欧洲秩序；两次和会的参加国都几乎囊括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两者都进行了领土的调整；甚至于两次会议的会期都是那么漫长，中间也都参杂了无数的舞会。 有的史学家把凡尔赛和约的注定失败归罪于美国拒绝加入她自己提出和设想的国际联盟，以致于法国在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后一直寻求的压制德国、保证边界安全的目标没有得到实现，从而加剧欧洲秩序的动荡。但是，以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气氛，美国即使加入国联或法国签订了保证法国安全的条约，一旦德法重新爆发战争，也很难断定美国会出兵援法。 凡尔赛和约失败的实质不在于美国之超然于欧洲事务之外，而在于传统的均势思维和当时颇为前卫的理想主义外交战略的两种秩序观的不和谐的碰撞，换言之，凡尔赛和约的祸害就在于其结构。维也纳会议带来的百年和平，有三大不可或缺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支柱为支撑：削弱法国却不拒绝法国；欧洲均势之较好维持；对正统观念的共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这三个支柱完满的体现了以利益为核心的欧洲传统的均势战略。与法国的怀柔修好，保存了欧洲大陆的一个重要的均衡力量，限制住了欧洲其他大国的称霸野心，或者是德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于奥匈帝国。均势的妙处在于参与角逐的棋子越多，力量越容易获得均衡，和平得到的维护的希望也就越大。欧洲均势的有效维持既得益于法国力量的有限制的保证，更得益于稍后建立的“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集结起来的实力，它使某一国对外扩张的失败的风险太大。正是基于对正统观念的共识，欧洲形成有利于法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和欧洲协调的欧洲定期集会。这种定期集会非常有利于整个欧洲的安全的协调。 凡尔赛和约不符合以上任一条件。相对于维也纳和约来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对德条款既宽松又严厉。它既不能迫使德国彻底屈服，亦不能完全按照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实现领土的完全民族自决，这给后来德国以被威尔逊的和平计划所欺找到了借口。 当然，与一百年前的维也纳和会相比，凡尔赛和会有几个影响深远不容忽视的新因素，总的说来，主要有挟信心、实力和理想主义登上国际舞台的美国的半路杀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洪流的澎湃，法英两国实力的大大下降等。其中，主导整个会谈始终、并对后来国际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主义的美国的杀出。 一九一七年十月底，威尔逊派其副手豪斯至欧洲要求盟国拟定可反映他所宣布的和平原则的作战目标，即排除兼并或赔偿，并由一国际权威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公布其理想主义理念的外交战略。这种与欧洲传统的均势外交完全不同的外交思维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尔逊对国会作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在这次演讲中，总统提出了称之为“唯一的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和平方案。这个方案的基调是，美国应当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鉴，采取更加积极的帮助 欧洲盟国的方针，在消除原轴心国的侵略根源的同时，避免新的左翼“极权主义”的扩张；它的思想理论出发点，是所谓“欧洲古典文明的保持和光大，是正义、民主、自由和理性的坚守和维护”；它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是加强联盟与国际组织。十四点原则分为两个层次，其中有八点原则是“务必”达成的强制目标，包括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国际联盟的建立；其余六点更为明确的“应该”达成的原则，包括民族自治、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撤出巴尔干半岛、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建立拥有出海口的独立波兰国，此外，还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之归还法国。这十四点计划中最重要的两点，也是对其后国际关系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点是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所代表的集体安全。单就这两点来说，威尔逊主义（Wilsonism）完全迥异于十九世纪的均势外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这样论述到：“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是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欧洲传统的实力政治变成了不可思议的道德政治。民主国家一方面想要得到在高尚的威尔逊主义看来应受谴责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们又受到了战败国和世界舆论的道德谴责和自己心理障碍的折磨。在这个尽力玩弄抽象概念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国家对她在和约中的条款满意，从而心甘情愿的致力于去维持这一和约。 首先是法国，这个对凡尔赛和约最感到失落的国家既没有实现支解德国的即定目标也没有获得充分的安全保证。法国在东欧找不到大国为有力的援助，她只好幻想去壮大新成立的国家，以制造德国腹背受敌的假象。这些新成立的国家都太弱，又陷于内部纷扰与彼此对立而无法自拔。于是欧洲的安全全恃于法国，为维护和平法国就必须扮演全欧的警察角色。然而法国不仅没有采取如此干预政策的意图和实力，而且就算她有意这样做，也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被英美两国所弃。 凡尔赛和约的最大赢家英帝国在获得了她所期望得到的东西之后，却也悲哀的发现一向很有主见的自己，在安全秩序战略上仍徘徊在威尔逊主义理想与对自己来说非常得心应手的欧洲均势思维之间，两者都想得到，两者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贯彻，最后，战略的模糊性为欧洲的和平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本来幻想扩疆拓土的意大利在和会上受到的只是忽视和嘲笑，根据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意大利觊觎获得的南蒂罗尔（South Tirol）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n)完全属于非法活动。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外相桑尼诺抑郁不得志中只好不断的阻挠和会的进行，直至引起公愤。 与美国的期望不同，凡尔赛会议没有成为平等的确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所有国家民主、发展的大会。战败国德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她对和约怀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一方面她感到庆幸，因为和约没有完全按照世敌法国的主张签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她对和约的苛刻条件始终怀恨在心，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一步步地设法打破它。 列宁主政下的俄罗斯亦未受到邀请，她抨击和会的整个过程，指责其为一场资本主义的闹剧，而发起国的最终目的在于干预俄罗斯的内战。于是就发生为一切战争而谋和，却将欧洲两大最强的国家德国和俄罗斯排除在外的结果，这两国人口加起来远超过全欧洲人口的半数，其军事实力也属欧洲第一。基辛格博士是这样评论的：“仅这一点就注定凡尔赛和约不会成功。” 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在一九二九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这种建立在不清晰的和平战略基础上的表面和平发展成为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借口。没有完全按照一百年前维也纳和会所奉行的均势外交战略是和平的致命伤，威尔逊主义贯彻的虎头蛇尾把欧洲的和平带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国际政治的功利性和“契约神圣”的文明性不可调和的冲突。 我想以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结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因为它极为恰当的反映了凡尔赛和约的困境。这个结论是：“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主要参考书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