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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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
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SPAW,17,1911,pp.388-411.)。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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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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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①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作品。吕德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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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规定。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1910年前后，南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18页。)。其成书年代，后来更是引起了激烈讨论，但得出的结论差距甚远。金克木先生认为，“看来，纵然这些是跋娑的作品，也未必在马鸣之前。”(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跋娑要早于迦梨陀娑，而晚于马鸣。因此，马鸣的剧本就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既为我们了解印度戏剧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最具体的例证，同时，也成了探讨中印戏剧渊源关系的最早样本。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利用吕德斯的研究成果，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对梵剧《舍利弗传》和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作了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细致探讨。以后，凡论及中国戏剧起源者，无人不提马鸣之作(注：陈明：《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待刊)。)。
解放后，新疆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西域剧本，其中最主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发现有：1959年在新疆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1974年，新疆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两个语种的剧本与印度梵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者的主要研究论文有：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2年。又，多鲁坤·阚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89年第1期。)，以及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而后者的主要工作是由季羡林先生完成的，其专著有英文本《中国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注：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Xinjiang Museum,China.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Mouton deGruyter,1998.)和中文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注：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些新材料的阐释，为印度文学在新疆的传播史实，做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西域出土的这些戏剧史料，对讨论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对此已有多次申述，最近在《新日知录》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印度最早剧本的产生时间(及其与中国、希腊剧本产生时间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古典戏曲的文体特色(韵散结合)、剧本中的丑角问题等，都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注：季羡林：《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9页。)。这为我们指明了好几个研究课题。
二、西域所见的印度佛教文学作品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五章“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已指出庞大的印度佛教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文学成分。深浦正文的《佛教文学概论》则将佛教文学体裁分为譬喻、本生、佛传、理想、赞颂等十种，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将原始佛教的典籍，分为阿含类、@②奈耶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五大类(注：山田龙城：《梵语佛典の诸文献》，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中译本名为《梵语佛典导论》(许洋主译)，收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9册)，华宇出版社，1984年。)。后三者即为文学类。下面试以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譬喻文学
郭良@③的《佛教譬喻经文学》一文，对佛藏(特别是巴利文三藏)中的譬喻经一类作品，作了总体的文学价值描述(注：郭良@③：《佛教譬喻经文学》，《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62-66、73页。)。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是第一部以譬喻文学这一种佛教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注：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8，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年。陈明书评，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增刊，154-156页。其修改稿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编《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57-59页。)。不过，该书仅仅研究现存的汉译佛经中的譬喻文学作品，而没有涉及梵文、巴利文的相关作品，更没有注意到在西域出土的梵语文书中也有数量不等的“譬喻”类文献资料。
德国所藏吐鲁番的梵文写本中，有不少的佛教文学作品。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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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