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

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

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

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

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并引发自由

主义理论的大调整。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

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划分，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主义两种思潮组成。先看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

系列。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

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

调和。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

治文化传统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John Dewey)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

斯福(Roosevelt)为旗帜。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为

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

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quot;

[注1]

专题研究将主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会兼及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弊

二、计划经济的幻想

三、对自由的新的理解

四、社会公道的原则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

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

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比如社会所

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权益的落实等等，而缺乏从学

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

以为象自由、平等、正义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恰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

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

码的认知。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类似罗尔斯的排序问题，即在安排一个社会正

义秩序的时候，不得不对自由、平等等价值作出辞典式的优先性排列。这就使得他

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象当时一

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来清点他们

的思想遗产时，不能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如何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有机地融合一体，建构一个自由的、公正的、合理

的社会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无力在学理

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

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失败了，在政治哲学上也贡献无多，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重新检讨，依然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敏锐反思和对"自由与公道"强烈

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方面，他们无疑与西方的思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是

在他们的基础上，殷海光等五0年代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有了更深刻的

思索。而他们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即使到半个世纪以

后，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地嚼咀，因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与公道"的问题，依然是一个

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注释：

　　[注1]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作品集》，集11。

　　[注2]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8页。

　　[注3]杨人革便：《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观察》，第5卷，第8期，

　　[注4]参见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改造》

，第3卷，第11号。

　　[注5]参见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

　　[注6]参见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

　　[注7]记者：《我们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注8]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

第1期。

　　[注9]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重庆《大公报》，1945年4月29日。

　　[注10]张君劢：《立国之道》，第176页。

　　[注11]张君劢：《立国之道》，第177、185页。

　　[注12]胡适：《留学日记》，《胡适作品集》，集35，第146页。

　　[注13]同[注7]。

　　[注14]同[注8]

　　[注15]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7、51

页。

　　[注16]萧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

　　[注17]参见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年重版，第101

页；《理性与民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9页。

　　[注18]同[注2]。

　　[注19]参见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年版。

　　[注20]参见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颂

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044、2078页。

　　[注21]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中，能够在学理上将这两种自由作明确

区分的，可能只有张佛泉。他的《自由与人权》一书，对自由作了清晰的分梳。但

这已经是五0年代的事了。参见[注19]。

　　[注22]参见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31-135页。

　　[注23]郑贵和对胡适的自由观念作过分析，发现其中的成份十分丰富，包括消

极自由、积极自由等多种含义。详见郑贵和；《胡适的自由思想》，台湾大学政治 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