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杰弗里 萨克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和经济系教授）
胡永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
1999年11月
译 者：李 利 明
1、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 2000），麦克米兰（McMillan, 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
1999）,及罗兰（Roland, 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 2000; Sachs and Woo,
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不容易区分彼此。例如，在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
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相当负面的1，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首先，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地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门的强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产生。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
and Cheung(张五常)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4、5节），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三个困难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似地，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一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的福利为代价。但我们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难。例如，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负面直接冲击。然而，它为向以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政规则转轨清扫了道路，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面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灾难。但这对中国的中央计划产生了大动摇，并为邓小平的区域分权和其他市场取向的改革扫清了道路。默克（Mokyr,1990）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杨（Yang,1994）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竞争是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大破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2。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
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 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2、3节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 2000)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 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4、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6节分析诸如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等转轨现象。
2、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3、转轨的推动机制
4、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5、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6、可靠性与劳动分工网络效应之间和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这个模型能用来解释诸如律师和会计师行业在教育和职业工作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后下过剩需求的波动。它也能解释通过提高资本、商品和劳动的流动性而增加敏感性系数或交易效率的自由化改革造成的金融危机。
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将增大反馈敏感性系数，或者提高交易效率系数,这将使经济系统更快地向着均衡收敛。但也将增加反馈机制瘫痪的风险，模型可以预测对于相同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在价格的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越大，反馈系统越可能因走过头而瘫痪。这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台湾在放开它的资本帐户之前实施金融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这减少了金融业的国家垄断造成的道德风险。这表明当反馈敏感性因自由化改革而增加时，在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不大。中国有非常高的道德风险，但由于政府对资本帐户的紧紧控制，它有非常小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所以它也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相反，南韩在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制的巨大道德风险没有显著降低之前放开了它的国际资本帐户。因此，与道德风险相关的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关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系数，是决定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点的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台湾、中国和南韩的不同情形全部能用蛛网模型解释。这个故事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顺序很重要。在工程学的文献里，反馈系统达到在反馈敏感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冲突的有效平衡的程度称作反馈深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反馈深度。
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注释：
1、美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Nussbanm (1925),Taylower(1932), Philips(1929,
PP115-19) Deane and Cole(1967,P48)中有记载；美国内战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Woodward (1951,PP120-40)有记载。
2、渐进主义和震荡疗法之间的论战从埃德蒙得凡( Admund Burke, 1790）和法国大革
命者之间的论战算起已有很长的历史。奥尔森（Olson,1982）是震荡疗法一位近来的支持者，他论证说一个稳定的秩序使寻租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哈耶克（Hayek,1945,1960）是勃克的自发秩序和制度的逐步演进观点的一个近来支持者。认为英国的渐进主义和法国的震荡疗法共存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好也许是公正的。
3、 近来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巴德汗和罗默（Bardhan and Roemer(eds.)
1993）
中找到。
4、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米切尔（Mitchell,1998,PP912,919）。这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萨缪尔森和
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见斯高林(Skousen, 1997）。
文献目录
Aghion, P., Bacchetta, P., and Banerjee, A. (1998):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Instability of Open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I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Alchian, A. and Demsetz, 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95.
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ngyi Qian, Yijiang Wang. (1999)."Anonymous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How Does China's Reform Limit the Government's
Predation without Reducing Its Revenue?"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Bardhan, P. and Roemer, J. eds.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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