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自己承认，“我们还是得把他(指海德格尔)对于暗含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中的‘知识的模式’恢复归功于他”，可见，海德格尔对实践智慧的阐发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及其1923年对实践智慧的解释对我有重大意义”。另外，海德格尔对新时代科技的分析，也直接为伽达默尔后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启发。
由于科学理性以及受其思想方法支配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拒绝探讨或不能回答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问题，现代社会出现了深重的价值危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价值危机乃是人性危机的最深刻方面，价值观上的原则性分歧必然导致人类根本的分裂，因此，人类要达到团结，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基础。当以上所分析的理论渊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时代气息。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发展出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哲学，试图通过实践哲学的调介作用，创造一种未来的世界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类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秩序可摆脱一切间距和相对性而凝集成一个“共同的伦理”。
转向实践哲学的外在动因
促使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动因是哈贝马斯对他的批判以及他们之间的论战。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了吸收与反思，他肯定伽达默尔哲学诊释学的贡献，认同其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批判，赞赏其突破传统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而指向理解的本体，强调理解的境遇性，形成主体间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于伽达默尔的这个层面，而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他责备伽达默尔历史观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把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维护视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只有维护了成见和传统,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视域,不同时代人们的视域才能相互融合，效果历史才能由此产生。但是伽达默尔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依赖恰是哈贝马斯批判的重点。哈贝马斯认为,权威就是传统,对权威的承认就是服从,这就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过分依赖,丧失了社会科学本来所固有的批判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只看到了权威与理性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权威与理性的对立。这是其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面对社会中批判意识的衰落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哈贝马斯指出，解释学不应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其任务不是进行文化传承，而应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解释学不能固守传统而放弃批判的责任，不能因为理解的历史性而消融人的批判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的自我意识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理性永远高于传统。哈贝马斯指出伽达默尔对“传统、前见、权威”的正名掩盖了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历史效果。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反思不够彻底。他主张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哲学解释学。
伽达默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作了回应。伽达默尔认为，他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批判，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没有给“意识形态的内涵一个充分的说明”。(全集第二卷495页).他认为,哲学解释学所追求的东西是一种批判的反思意识。他进一步解释说，哲学解释学所进行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是批判的：“它揭穿了天真的客观主义偏见,那种追求自然科学般精确性的历史科学,其自我理解便具有这种偏见”。在这里,由于解释学从社会角度批判地解释全部理论所包含的偏见,意识形态批判便利用了这种反思。解释学的反思是可以变成实践的。通过使偏见被意识到,它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受到怀疑"这样,伽达默尔便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哲学解释学的非保守性或者说批判性,也捍卫了哲学解释学的实践性"看来,以理解为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中心的哲学解释学并非仅具抽象玄奥的思辩性,其本身便蕴涵着转向实践哲学的可能性"批判和反批判,也使得伽达默尔更加自觉地强调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相通性"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一样,都强调成见的作用“哲学解释学完全不是一种有关技术技能的学说,也不会告诉人们怎样进行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这种特点,由是,我们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理解中,那些未得到承认的预期(也就是成见)始终在起作用“上述事实总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经过拓宽和深化的自我理解。但是,这同时意味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
此外，哈贝马斯对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表示质疑。哲学解释学主要是对日常交往的结构进行哲学上的思考。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具有普遍性，因为理解或相互理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贯彻形式，这种社会生活在最终形式化当中是一个交谈共同体。任何东西都与这个语言的理解的共同体相关联，都处在这种实践理性(或非理性)的普遍媒介之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表明，我们能够对任何语言进行互译，我们通过把极遥远时代客观化了的东西以及极遥远时代的文明同我们所熟悉即我们自己世界的前理解语境联系起来去理解他们。
哈贝马斯则提出“扭曲交往”理论来说明解释学的局限性。他认为，在一贯被曲解的交往情况中，解释学意识就会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理解性是由于言语本身的组织有缺陷造成的。例如，精神病患者之间交往是种无效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交往者无法认识到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破裂或障碍，只有局外人才能注意到他们相互误解了对方。无效交往导致了一个误解系统，而从虚假的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来看，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哈贝马斯由此把解释学的有效性限制在没有语言扭曲的范围内，认为解释学应隶属于意识形态批制理论。他本人则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解决曲解性交往问题。
由此看来，我们自己世界己被理解的语境可以随时被揭示为不可靠，从潜在的趋势来说，它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言谈的主体不能把自己的语言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哈贝马斯在此引用了伽达默尔的话：“人类语言行为的普遍性是一种本身不受限制，并能支持任何事物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支持语言上被传递的文化对象的因素。”即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本身不受限制并能承载一切事物，不仅能承载语言流传下来的文化，而且还承载所有的一切，因为一切事物都被带进理解之中。
解释学的普遍性主张就会在科学的语言系统和合理选择的理论中发现自己的有限性。”除了前语言的现象以外，精神分析学所研究的有病理障碍的意义语境，也是伽达默尔解释学
理解范围的一个重要限度。哈贝马斯“解释学理解范围”的问题。解释学意识必须有一个解释学的理解范围的限制，如果越出这个范围，特别是涉及不可理解的表述，它就不会是完善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这种深层的解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补充了伽达默尔理论中原有的不足和缺陷。从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批判与反批判的论战中，伽达默尔对自己的思想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发展，他将这种论战看作是一个理解性的对话过程，通过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思想营养，促进深入思考。更重要的是，这种论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外在动因促进了伽达默尔思想重心的转移。对于这一点，伽达默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他由关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建设转移到运用这种理论考察人类实践生活等问题。他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文中说：“使我继续发展我的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与社会科学和实践哲学的问题有关，因此于尔根·哈贝马斯于60年代对我的研究所表示的批判兴趣就具有了批判的意义。他的批判和我的反批判使我更加意识到我事实上已经进入的一个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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