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因为我已经超越了本文和解释的领域而开始研究一切理解的语言性。”
通过哈贝马斯提出对“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无法达到”的质疑，伽达默尔开始了其哲学思想的重心的转移，也开始哲学话语形式的转变。伽达默尔意识到，解释学并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上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它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因为人类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理解与交往的过程，由此，运用解释学理论探讨人们实际生活和社会存在形式等问题，就构成了后期伽达默尔思想的主题。也形成了其实践哲学的精神。此外，伽达默尔改变了前期的那种纯思辩的哲学风格，摆脱了原有的极其抽象晦涩的语言形式，这种哲学形式的变化，为其思想的迅速传播，明确表达了解释学作为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了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相通性。实践哲学并不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则知识。相反,它是对这样一种知识的反思,并因此说到底是普遍的和理论的。相应地，哲学解释学是对构成规则意识之基础的能力和知识加以反思。因而它也是普遍的理论的。沿着这个思路,伽达默尔渐次地完成着由哲学解释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型。
转向实践哲学的社会背景
伽达默尔晚期之所以转向实践哲学，还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原因和背景。像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的恶化引起了伽达默尔的忧虑不安，晚年的他从解释学的立场去关心和反省人类的命运、自由、善恶、幸福等重大问题都与之有关。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化时代，科学理性和技术统治着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依赖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生活。科学权威代替了人们自身的实践判断，造成人类生活现状困境，使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荒疏了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被人认为健全理智的东西”的判断能力。正因为荒疏了这种判断力，人们处于随大流的生活之中，无法形成一种能够使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真正的理论思考。它控制、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社会重新进入了一个异化的科技迷信、科学神话的时代。这是一个消除所有禁忌“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是一个建立在近代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的公众意识”支配人类生活的时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掌握科学的专家团体来进行和完成的，科学技术构成了以全球工业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的支配力量。科学和方法的新观点最初由伽利略在局部的研究领域中形成，哲学上则由笛卡尔首次奠定。人类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和由笛卡尔所创立的科学方法论的控制下，荒废了对人类自己行为进行理性反思的判断力，“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社会失去了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整体理解和总体目标，这种科技异化中的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虚无主义之中。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单一地建筑在行动和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技术的梦幻和解放的空想，人类自我意识就在这种梦幻和空想中草拟计划。”
伽达默尔所谓的科学概念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20世纪是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时代, 而且技术知识已经从控制自然力量扩转为控制社会生活,这一切都是我们文明的危机的标志。对于这种危机,伽达默尔从多方面进行了说明：“对于那种显然应归功于科学的工业文明的进步,人们大概不得不处在一种忧虑下看待之：人类对自己施加于自然和他人的力量视若无睹,这种情况又越来越诱使人们滥用这种力量”。想一想大规模的屠杀或战争机器,仅仅推动一个按纽,它就被开动起来进行毁灭性的活动，也想一想增长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自律作用，想一想计划的作用,它的本质就是作出长期的决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支配的许多自由权将脱离我们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转变为决策的权力；或者想一想增长着的行政机构的权力,这种行政机构将一种任何人也不想要,但是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的权力,交付到一些官僚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就这样落入了自律过程的强制性结构,而人们对自己以及对处在这些精神的对象化中的人性的精神越来越缺乏认识”。这里,伽达默尔提醒人们要注意技术合理性的有限性。超出合理性界限的技术运用便是滥用，对技术滥用就会导致毁灭性的战争，导致与人性的疏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关于技术滥用最终的结果,伽达默尔并非危言耸听。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无法克服它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没有能力和缺乏任何明白的需要,来估量它自己在人类生存整体内,特别是在它运用于自然!社会方面意味着什么"。惟有实践哲学才能克服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实践哲学具有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功能。但是近现代以来,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制约了此种功能的发挥,伽达默尔对此分析到,“当自然科学的胜利进程在19世纪统治了一般的思想,历史科学本身便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实践哲学的传统完全落到了下风"哲学问题的重点完全转移到了所谓的认识论范围”。伽达默尔呼吁人们重新接受实践哲学的传统,把注意力放在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的结合上来。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结合非常紧迫,因为我们生活在自我疏远不断增长的情况中,亟需这种结合。其实，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的结合过程,就是一个追寻真理和善的过程，也是实践哲学的理想。应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这种自我认识、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充满着信心,他认为处于科学时代的人们，“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着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能够解脱，获得自由的方式只能是自我认识"。伽达默尔所揭示出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进入现代化或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伽达默尔在揭示技术理性局限性的同时,极力恢复早被人们所遗忘了的实践哲学的合法性。当然，实践哲学的合法性应从它是克服文明危机的必要条件这个角度去认识,不能将之看作是解决文明危机的充要条件。
面对近代以来特别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尖锐的深层问题和巨大的社会困境，伽达默尔已经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学的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理性对人的生活实践的指导。因为科技力量日渐增长，但社会理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强反而被忽视了，技术是毫无人性的，当实践完全堕落成为技术，社会也就会堕入非理性，因此，只有通过拯救实践理性才能保证社会理性。实践哲学是消解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中心话语。要从人自己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就必须重新确立起实践理性和真正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发挥出理性的真正力量，在实践理性基础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做出理性的反思，树立起关于人类存在的总体理解，制定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规划。
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重建主要是基于20 世纪人类文明的危机。当代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为主宰人类生活和人的行为的权威力量,“20 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因此,重建人类生活的价值目标,并据此对人类活动、行为进行价值规范,恢复人类理性的信心,在对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之后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的最高的善,就成为哲学诠释学的根本任务。
第二章
哲学解释学本身的实践要求
伽达默尔曾在《真理与方法》中写道，“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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