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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学][新闻学]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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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

论文编号： lw200708211453336319

论文属性：学术论文

论文国籍：

论文语言：中文

登出日期： 2007-08-21

点击次数：1341

论文字数：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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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Ｂ１１。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Ｂ１２。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Ｂ１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Ｂ１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Ｂ１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Ｂ１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无忧论文【http://www.uklunwen.com】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Ｂ１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Ｂ１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Ｂ１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Ｂ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Ｂ2１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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