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ibutions,editedbyGouriswarBhattacharya.
Delhi,Satguru,1991.)。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一书，第三章“本生经最初的兴起”的第三节“由各地的壁画、浮雕看本生经的发展”，讨论了印度六个地方(Bharhut、、Amavavatī、Mathurā、Gandhāra、Ajantā)的艺术图像中所保存的本生故事，从而判定“本生谈”为佛教艺术浮雕提供了最好、最恰当的艺术题材(注：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中国佛学研究论文大系3)，佛光出版社，1987年，50-58页。)。作者也指出，新疆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干等地窟院的藻井、壁画中，尚有数量不少的本生画，对之进行精细的分主题、分期研究，必将使我们对印度佛教文学的传播有更深入的认识(注：另见真如：《本生经传——一部被忽视的经典巨著》，《博览群书》，2000年6月。)。
三、西域所见印度世俗文学因素
众所周知，印度的古典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异常密切。除去那些以宗教经典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宣扬宗教教义为主旨的作品，其余的大致可以看做是世俗文学。即便如此，西域所见的印度世俗文学作品仍然与佛教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一文指出，“除佛教文学外，印度世俗文学也通过犍陀罗语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未见《罗摩衍那》，而印度两大史诗中的另一部《摩诃婆罗多》却见于尼雅古城出土犍陀罗语文学残片，也即斯坦因收集品第523号文书。其文曰：
就像行路人感到疲惫而在这里或那里歇息，而后精力逐渐得到恢复。
人之初精力旺盛，而后精力枯槁；人之初受到赞美，而后受到责骂；人之初心中悲伤，而后喜悦；人之初乐善好施，而后向人乞讨。
有人因为悭吝，既不舍弃他们的财产，又不能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已经失去种种愉快，正刺痛着他们的心。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其所有的谷物堆放在谷仓而在饥馑发生时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穷人的命运呀!那些不知享受和分配(自己财产)的富人的命运呀!
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考证，这个文学残片中的第2段出自《摩诃婆罗多》浦那版第36·44颂。”(注：林海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65-367页。)
犍陀罗语文书中没有《罗摩衍那》，但罗摩的故事在西域其他语种的文献中时有所见。贝利(H.W.Bailey)讨论过于阗语的罗摩故事(注：H.W.Bailey,“TheRāmastoryinKhotanese”,JAOS,LIX.4,1939,pp.460-468.H.W.Bailey,“Story-tellinginBuddhistCentralAsia”,ActaAsiatica,BulletinoftheInstituteofEasternCulture,
23,Tokyo1972,pp.63-77(许章真译《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3-33页)。)，而恩默瑞克(R.E.Emmerick)不仅论述过《罗摩衍那》的于阗语写本(注：R.E.Emmerick,“TwoProblemsintheKhotaneseRāmāyana”,PaperpresentedattheSecondEuropean
SeminaronCentralAsia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n,7-10.April1987,London,4pp.;LanguageandScriptsofCentralAsia,eds.Sh.AkinerandN.Sims-Williams,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London,1997,25-28.)，而且还对作品中的“一夫多妻”制作了全面阐述(注：R.E.Emmerick,“PolyandryintheKhotaneseRāmāyana”,Vividharatrakarandka:FestgabefürAdelheid
Mette/hrsg.vonChristine,JensUweHartmannundVolkerM.Tschannelrl(IndicaetTibetica,ⅩⅩⅩⅦ),Swisttal-Odendorf:IndicaetTibeticaVerlag,2000.pp.233-238.关于《罗摩衍那》的婚姻观，另请参见刘安武《罗摩和悉多——一夫一妻制的典范》，《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8-69页。)。此罗摩故事不是蚁垤原文的翻译，但二者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印度著名长篇诗史《罗摩衍那》的译本。敦煌发现的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将其拼接、整理与汉译。任远将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篇幅上，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要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近期，供职于澳州国立大学的柳存仁教授又撰文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注：杨富学：《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百年研究述评》，收入《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2001年，80页。相关的研究论文有：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柳存仁《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在中国》对我国境内各语种的《罗摩衍那》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5-239页。)。SantoshN.Desai在《＜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一文中，则探讨了《罗摩衍那》在亚洲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注：SantoshN.Desai原著，许章真译《＜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载《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157-201页。)。
吐火罗文A(焉耆语)出土文献中也收有罗摩故事的缩影，仅
附图
事中的一段插话。西克和西灵克的《吐火罗文残卷》(10-11)中叙述了该故事的大致情节。总体看来，吐火罗语出土文献中不仅有佛教赞颂文学、譬喻文学、本生故事等，其突出的特色则是“戏剧多”。季羡林先生指出，“我在本书的另几个地方曾经说到过，《弥勒会见记剧本》，既然自称是‘剧本’，当然是戏剧无疑。有一些表面上看上去不像是戏剧的佛经，因为其中有丑角等戏剧特有的标志，事实上也是戏剧。再加上马鸣的梵剧，这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在新疆戏剧是非常流行的。这一点自来没有人提到过，对中国戏剧史的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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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