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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儒家人学；主体性；性；情；反善复始
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人学思想来源于孔子，但是，却是对孔子思想的本质性深化和转进。它依托于天命，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性情，在各个实践层面的道德践履和人生“反善复始”的追求中，调节、补充和丰富了儒家人学的思想。它不仅透露了从孔子向孟子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道德践履的各个层面上存有的状态，加强、巩固和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在儒家哲学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这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来说，都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一
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它解决了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人的灵魂依处的问题，给世俗的哲学中注入了“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1] 是天命下注于人，人上达于天的理想境界，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其意义是巨大的。“仁”，是一种道德规范。“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而且也具有一种先验的本原性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另外，仁学还具有一种下学上达的功夫：“我欲仁，斯仁至也。”（《述而》）“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因此，“仁”就成了一种主观修养、完善、提高自我的精神，在人的主体性中，亦即从人的思想内部宏扬了“仁”的力量：“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使中国数千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舍我其谁哉”的担待感，以及“舍生而取义”的崇高气节，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但是，孔子“与命与仁”的主体性构架是有缺陷的。这就是对人的“性”、“情”，亦即对人所具有的最初始的自在本质、本性，敬而远之，从而使“仁学”在实践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存有的个体支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论语》仅有两次提到“性”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第一，孔子认为“性”是先天性的东西，因此，“不可得而闻也”；第二，“性”是人的主体性之先验本原，每个人的“性”都是一样的。后天的教养与学习，只能改变人的道德，并不能改变人的“性。”《论语》论“情”，也只有两次：“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严格地说，这里的两个“情”字，都与“性情”的“情”无直接的联系。[2] 我们如果站在人的“性情”这一特殊视点来通观《论语》，就会更为清晰地发现，孔子的理论，确实是要把“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道德戒律，灌注到人的主体性之中去，或者说，与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学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而时习之，”（《学而》）“举一反三，”（《述而》）以致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以一种高度的主体自觉，取代人的天性，从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强化政治集权、实行思想钳制的目的，这就是“与命与仁”的本质。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卓越之处，就在于系统地论述了人的“性”“情”，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性，从主体性的高度，为儒家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人性基础，从而调节、补充和完善了上述孔子的“人学”思想。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第1、2、3、简）[3]
在《性自命出》这篇不到1600字的文章中，作者就至少提到“性”字24次，提到“情”字21次，从各个层面全面论证了“性”、“情”在人性中的地位。作者强调了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性”、“情”，它们具有由天而降的先验性、本原性，是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性自命出》对此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凡人伪为可恶也；”“凡人情为可悦也；”等等，全面提高了“性”、“情”在儒学体系中的份量。在郭店楚简中，与《性自命出》的竹简形制相同的有《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抄写的字体也相近。笔者以为，至少这六篇的思想可以互相参照。在《成之闻之》中，作者写道：“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节於而也, [4] 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译娄以多也。及其专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莫也。”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性自命出》加强了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框架体系中人性的基础,也是孟子“民本思想”，“仁政”学说的先驱。《性自命出》虽然大谈性、情，但是作者的主观用意，仍然是沿袭孔子的“心志之学”，试图调和心志（仁义礼智信）与性情的矛盾，谈性论情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儒家“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发展、深化。也就是说，《性自命出》的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儒家哲学仅仅用仁义礼智信来界定人的一切，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来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利于人类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前进。就连孔子自己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因此，不能不面对人的性情，以及各种天生的欲求。但是，同时又必须解决人性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没有理性的情感，是野兽式的情感；没有情感的理性，是对人的扭曲，使人成为非人。于是，《性自命出》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哲学命题：⑴“所善所不善，势也。”人的好恶意向，是由人的情感所决定的，情感所及，是不得不发的必然选择；⑵“礼作于情。”人类的社会群体用礼仪、道德来协调、控制人的欲望、情感，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切礼仪、道德戒律的制定，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强制推行扭曲人、作践人，把人不当人的“礼”，就是“以礼杀人。” ⑶“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一切人类的情感都来自人类本身的天性，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所有的社会法规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归依。（4）“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只有以“性”为出发点的“爱”，只有发自真情的人性之爱，才是对仁最诚挚的追求。这是对孔子亲亲之爱的超越。（5）“凡性为主，物取之也。”人的主体性是根据，外在的万事万物是条件，是“物”取“性”，还是“性”取“物”，《性自命出》的作者有十分深刻的系统探讨。总之，上述命题都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即便是在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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