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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将陷于俄国的霸权之下，因此歌德勒愿意以其它方式来 补偿波兰的损失。参阅Friedensplan Goerdelers,vermutlich fuer britische Leser bestimmt,pp.588-589.)但是对西面疆界则主张，艾尔萨斯及洛林成为独立的国家如瑞 士，或成立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就其境内的语言区为界线划定未来之德法疆界，果真能 如此划定，则可在十年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两地之归属。此外，争取殖民地的问题也 已不再提及，并作了广泛有关德国裁军的建议。[27](P586-587)
对于过去所构思的欧洲工作共同体，歌德勒在1943年草拟的和平计划中也转而希望发展成一个常设的欧洲经济委员会(staendig tagender europaeischer Wirtschaftsrat)，其功能为排除所有的交通障碍，促使各国之交通设施及经济法一致化以及废除各国之间的关税等。如果这样的过程能达到一定的发展，则共同的政治机构也可以成立，如欧洲经济部、欧洲外交部及欧洲共同防御武力。在此计划中，歌德勒强调，欧洲各国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结合为欧洲联盟。在国际事务上，歌德勒也欢迎在美国布瑞藤伍兹(Bretton-Woods)于1944年召开的货币与财经会议中成立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es Waehrungsfond or IMF)与世界银行的决议，并表示德国将参与合作 。[22](P239)
1944年，歌德勒又撰写了一篇名为＜道路＞(Der Weg)的文章，充份显示出歌德勒对过去 观念的转变。文中，歌德勒对过去帝国时代、威玛共和时代及第三帝国时代作了一个简 介，一方面显示出了他与俾斯麦时代政策的疏离，另一方面对威玛共和时代提出了较正 面的评价。至于对第三帝国时代，除了批判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外，也修正了他自己于19 40年前后在＜目标＞一文中所呈现的霸权心态，并批评德国自私的强权政策及所采取的暴 行及犯罪行为，更强调，想将德国的未来建立在其它民族的不幸、被压抑及被歧视的基 础上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注：道路一文收入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ed.),Beck und Goerdeler.Gemeinschaftsdokumente fuer den Frieden 1941-1944.此处参阅Ger van Roon,Widerstand im Dritten Reich,p.136.)歌德勒于＜道路＞一文中对自己过去思 维方式的调整，不仅使该团体能与德国其它反抗团体的思潮结合，也更能为其它反抗团 体所接受。
四、结论
希特勒由1933年1月30日上任，到1934年8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旨，将民主多元的威玛共和国转变成一党专政，完全依领袖意旨行事的所谓“领袖国 家”。(注：有关第三帝国成立初期全国一致化的推动及建立绝对的领导请参阅拙著＜希 特勒主导下的纳粹运动与第三帝国＞，《西洋史集刊》第六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 学系，1995年，页34-44。)
在那样一个被政府从上至下全盘掌控的政治环境里，有组织的团体如政党、工会及其 它社会团体都已经被瓦解，因此要进行有形的反抗，其活动空间被压缩得极为有限，德 国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初期所进行的较大规模之地下反抗活动到了1935/193 6年，盖世太保组织已近完成后，两党的地下组织都相继被破获，数以千计的领导型人 物及大批组织及工会成员被逮捕并送入了集中营。此后就不得不放弃高危险性的活动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 转而在同志间从事一些彼此联系以坚定意志的静态工作。(注：有关共产党及社民党的 反抗活动请参阅拙著＜左翼政党及劳工组织的反纳粹运动及其面临的困境＞，《西洋史集 刊》第八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随着纳粹政权的趋于稳固，掌控 力量加强，民间零星的反抗势力，特别是那些属市民阶级与传统的菁英份子，只能与军 方反抗阵营合作，试图依赖军中反抗势力进行军事政变，而不可能期望产生有广大民间 力量支持的，类似革命的行动。这也是为甚么第三帝国时代各类反抗势力最后都汇集到 1944年7月20日由军方所发动的暗杀领袖及企图政变的行动中。
歌德勒团体便是一个被史学家定位为由民族主义保守派的传统菁英份子组成的反抗团 体，他们仍缅怀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菁英统治传统，无法接受威玛共和时代的“群众民主 ”与“党派政治”，再加上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 ，因此当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时，他们都曾是新政权的支持者，希望透过他们的参与及 努力可以将纳粹党的一些极端思维去除，并将新政权带往他们所期待的政治轨道上。然 而，当他们窥透了希特勒政权以牺牲国民整体经济的方式建军，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 整体的命运为赌注，以达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计划时，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 反对者。
歌德勒及该团体的核心成员虽尚未脱离大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也无法忍受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不同于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之处，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有限制的，他们已放弃了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标的想法，所希望的是修改凡尔赛条约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并进一步重建、稳固及扩张德国在中欧的领导地位。这些想法也多次出现在歌德勒团体透过中介人士传递给英国政府的信函中。
由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部分曾在政府机关担任首长，或在军中担任要职，部分则担任过国会议员或工会领袖，因此透过他们各自的人脉关系，一方面在国内联系、整合各方的反抗势力，另一方面试着透过中介人士或直接与外国联系，试图向战时的敌国传递一项讯息，即德国并非如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所展示的形象那样，全国人民都一致支持纳粹政府的政策，相反地，德国已形成了一股反抗势力，代表着“另一个德国”(anderesDeutschland)的存在，并希望争取“敌国”对反抗势力的支持，使更多的军方将领愿意参与反抗运动，并在希特勒政权被推翻后，同意与德国尽快签订有尊严的和平。
由于德国各类反抗运动中，真正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者就只有靠军方的力量，这也是民间反抗团体运用所有的管道来说服更多军中将领参与反抗运动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要争取或说服更多军官参与政变或暗杀元首是相当困难的事，尤其是身为军人，很难去克服其忠贞与服从的原则。因此，即使许多军官都由内心对纳粹政权已产生排斥，但是在对国家忠诚的原则上仍难以做出决定参与政变的抉择。这种复杂的心历路程可由一项事实看出，那就是，许多高层将领虽不能同意参与政变，但是却默许，甚至于掩护积极参与政变的部属。这样的心态使反抗阵营始忠怀抱着一股希望，但是军事政变的计划虽一直在筹画，却因为客观环境而迟迟无法付诸行动，直到1944年7月盟军已于6月在诺曼底登陆，而苏联红军也已一举击溃了德国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之后 ，才孤注一掷。
之所以于1944年7月20日还进行了暗杀及政变行动，参与者的心情其实是很悲壮的。19 44年暗杀及政变行动的主导人物史涛芬伯格上校(Claus Schenk Graf vonStauffenberg)曾问仍在东线战场奋斗，同时也一直积极参与政变策划的中央集团军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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