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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南斯拉夫，1932年起再度派往罗马。(注：哈塞尔于1911 年便开始了他的驻外使节生涯，在经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及格后曾被派到中国青岛担任实 习法官，这项经验对他走上外交官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与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哈塞尔对纳粹党抱持着几分 期许，也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希特勒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使哈塞尔越来越不安，对纳 粹党高层领导人的粗俗也相当不屑。身为德国驻罗马大使却反对希特勒建立柏林—罗马 轴心，[12](P13)终于被希特勒于1938年进行大规模军政改组时解职。(注：有关希特勒 1938年进行大规模整肃与改组的背景与过程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 态度与行动＞，页65-67。)哈塞尔认为，与意大利的结盟或与英法爆发战争都将为德国 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对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是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
自离开公职之后，哈塞尔也和歌德勒一样转入了企业界，成为歌德勒团体的一员。利 用企业考察为掩护，在国内外进行反纳粹政权的活动。又由于他过去在国际外交界的声 望，常透过一些中介人士与所谓的“敌国”联系，同时也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与其它 反抗团体接触，特别是军方将领，也与克莱稍团体有所接触。与军方的接触，哈塞尔的 目标在于说服更多的将领参与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以推翻纳粹政权，对外则希望能争取 英美等国同意，与德国在政变之后签订合乎德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哈塞尔虽是一位颇具人文素养及宗教情怀的外交人才，但是在基本思维上仍属民族主 义保守派人士，也尚未脱离帝国时代的外交传统，因此他虽然完全不能接受希特勒那种 不顾国际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外交思考模式，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回归人文与基督 教传统，并认为，自己也应该为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负共同的责任， 并因而积极希望能洗刷这样的耻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一些与国外中介人士的会 谈中仍表露无遗。譬如他于1940年2月22/23日与他意大利籍女婿的英国朋友布莱恩斯(Lonsdale Bryans)于瑞士艾若莎(Arosa)的谈话内容。(注：在这次谈话中哈塞尔已提 出了后来给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的和平计划。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Deutschland,pp.127-132.)布莱恩斯虽非正式的外交官，却与当时的英国外相哈里法克 斯有深厚的私交，因此哈塞尔托他转递一份德方反抗人士所拟的和平计划给哈里法克斯 。当然，这份和平计划只能代表民族主义保守派反抗人士如歌德勒团体的看法。在那份 计划中指出，一旦德国政变成功，推翻了纳粹政权，新政府的和平计划将是重建波兰与 捷克，但是奥国、苏台德区及原德属波兰，相当于1914年之前的德波疆界，应归属德国 。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看完计划后曾对布莱恩斯表示：我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还有任何 好人。[13](P267—268)
与哈塞尔差不多同时加入歌德勒团体的波比兹(Johannes Popitz)曾任威玛共和时代的 财政部次长。波比兹事实上对威玛共和国从未有过正面的评价，也是一位向往帝国的民 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当希特勒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 命，也曾希望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可以有效地掌控重建德国的契机，因此他当时对 希特勒是相当信任的。由1933年起直到1944年因政变失败被处死刑之前，他都一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直担任 普鲁士的财政部长。然而，自纳粹政权对教会的迫害到1938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帝 国水晶之夜”(注：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 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 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 ”(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 状况。有关帝国水晶之夜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请参阅拙著＜纳粹主义运动下的犹太人政策＞ ，《西洋史集刊》第四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页88-89。)(Reichskristallnacht)的爆发，都使波比兹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并以将纳粹政权由 内部捣垮及推翻此政权为职志。[6](P128)当他获悉纳粹黑衫队在波兰的暴行后，曾多 次造访军方将领，甚至希望他们能立刻采取行动。
自从战争爆发后，波比兹便深信，战争将为德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深信在希特勒及 外长李宾特诺普(Joachim Ribbentrop)的领导下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在歌德勒的牵线之 下加入了歌德勒团体，主张以政变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自加入了反抗 团体之后，他逐渐成为阴谋政变以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核心人物。1943年夏天，波比兹更 进一步与黑衫队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进行密谈，希望能说服希姆莱支持政变 ，并希望他加入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以为德国订定一个能使德国接受的和平计划。[14] (P268)然而，投机的希姆莱自当年秋天起便派人跟监波比兹，但并未逮捕他，直到1944 年政变失败后才将之逮捕。(注：波比兹于1945年2月2日与歌德勒及一位耶稣会士德尔 普(Alfred Delp)一同被处死刑。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 p.363.)
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当中，有多人曾是一个名为“星期三会社”(Mittwoch-Gesellschaft)的会员。原本这个会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多半是高层文官、军官 、工业巨子及学术界人士，聚会时都有人作专题演讲，并对演讲题目进行讨论。1933年 时，这个团体的部分成员还曾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赞同希特勒的“领袖国家”(Fuehrerstaat)，但是渐渐地，特别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之后，部分成员因反战而成为 反纳粹政权者，而这个学术会社也成了反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哈塞尔、波比兹、 参谋总长贝克及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叶森(Jens Jessen)都是这个会社的成员，也都 成为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
叶森教授曾经是一位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时便与总部设于慕尼黑的纳粹中 央党部有所联系，视纳粹主义为唯一能阻止共产主义腐蚀德国的救星。他希望纳粹黑衫 队能成为一个菁英组织，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因此他甚至鼓励学生加入黑衫队。[6]( P128)然而，很快地他便对纳粹党开始失望。因为，他生性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腐败， 而纳粹党总是掩饰特定纳粹党员的腐败行为，于是与纳粹党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自1939 年起便经常参与哈塞尔、波比兹等人的反纳粹言论。
当纳粹政府准备进攻苏联时，叶森甚至敦促已辞去参谋总长职位的贝克将军抗议疯狂 的攻俄命令。由于他曾与纳粹党的关系密切，因此他也和波比兹一样扮演着双重角色， 而这样的角色确实使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反抗人士。战争爆发后，叶森教授被调 入军中任职，他因而有机会成为前线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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