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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反抗人士与后方民间反抗人士的联系者。
叶森教授虽与歌德勒团体关系密切，但是在许多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观念上，他的想 法更接近克莱稍团体，与克莱稍团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克伯爵(Graf Peter Yorckvon Waltenburg)也有往来，因此他尽力使两个团体在观念上的差异消除。事实上，哈 塞尔、波比兹也在许多未来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比较与克来莱稍团体接近，连与歌 德勒在许多观念上相似的哈塞尔都曾在日记中批评歌德勒为一个反革新份子(Reaktionaer)。(注：1943年1月22日克莱稍团体的部份成员于柏林与部份歌德勒团体 之成员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德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政策的思想交流，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290；371.)
另一位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是威玛共和时代担任莱茵及西发利亚地方天主教工会的执行长及天主教中心党的国会议员凯萨尔(Jakob Kaiser)，属工会代表。自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先是将5月1日劳动节改为“全民工作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4](P180)进而迫使属社民党的自由工会及基督工会解散，全部纳入纳粹党的“德国劳工 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两个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家具与文宣品被没收， 部分工会干部被逮捕。凯萨尔以后便以“过去基督工会之雇员的全权代表”(Bevollmaechtigter der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frueheren ChristlichenGewerkschaften)为掩护，与全国各地的基督工会领导人联系。1934年凯萨尔到了柏林 之后又与刚由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社民党工会领导人罗希勒(Wilhelm Leuschner)及德意 志国家国民党所属之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Handlungsgehilfenverband)的领导人哈柏曼(Max Habermann)联系。在经历了纳粹政权 对工会的迫害之后，三个原本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兼容的工会领导人都有意于未来组织统 一的全国总工会，放弃过去那种各依意识形态并各自为政的工会政策。
身为工会领导人的凯萨尔、罗希勒及哈博曼都有一个共识，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任务不可能靠劳工起义(Arbeiteraufstand)来达成，必须由军方来主导，诚如凯萨尔于战后，1947年，所说：靠着劳工的赤手空权不可能去对付一个全副武装并以恐怖手段统治的政权。[4](P181)基于这样的信念，凯萨尔于1941年底开始与歌德勒及军方参与反抗阵营的领导人接触，因而一方面了解到军方反抗阵营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劳工群众纳入这股以军方为首的反纳粹运动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歌德勒这位在反抗阵营中被规划为后纳粹时代担任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在拟订未来德国计划时有关社会政策的方向。
透过凯萨尔的介绍，歌德勒也开始与罗希勒接触。罗希勒曾是社民党的国会议员，1928至1933年曾任黑森(Heessen)省的内政部长。任内曾下令警察强烈制止纳粹党的暴力行 动，成为纳粹党的眼中钉。1933年纳粹党掌权时，罗希勒正担任“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 ”(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并有机会成为设于日内瓦的 国际劳工局副局长。由于罗希勒当时拒绝将“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附属于新政权，并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沉默来表示他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使他被送入了集中营进行“管 训”。出狱之后，罗希勒仍致力于联系往日的同志，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他最大的愿 望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使劳工群众能有力量。[6](P130)在凯萨尔、哈柏曼及许多 往日工会干部的协助下，在德国各地都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以筹备未来的统一工会， 而这些人参与了歌德勒团体，也都成为政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凯萨尔、罗希勒及哈柏曼等工会人士的参与，使歌德勒团体不仅由一个原本以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为主的反抗团体，扩大了参与层面，在与各工会领导人及干部联系的过程中，使圈子越拉越大，而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也可以确定，将增加较广泛的民间支持力。更重要的是，经由工会代表的介入，使这个原本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主的反抗组织，在意识型态及世界观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也修正了该团体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计划。而建立一个统一但是自治的工会，由政府授权掌管整个社会保险、职业中介及职业训练等工作，并在地方议会中有工会代表等都成为歌德勒未来计划的一部分。[15](P897-899)
这样的转变也使广大的劳工原本对军方及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的不信任有所改变，不 再质疑由军中反抗团体所主导的政变计划会有利于广大的人民。[16](P905)
1941年，歌德勒又在贝克的介绍下认识了后备军上尉赫曼凯萨尔(Hermann Kaiser)。他当时正工作于后备军司令佛诺姆将军处，(General Fritz Fromm，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这个单位在往后几年也成为反抗运动在柏林的重要中心。
赫曼凯萨尔在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也抱持过高度的期盼，希望纳粹党能改善德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但是和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也很快地意识到，希特勒只是利用了普鲁士-德意志的传统来做为他本人政治欲望的工具，因此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此外，相较于歌德勒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只有暗杀希特勒才能成为武装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6](P130)
歌德勒非常重视赫曼凯萨尔的参与，而他也成为歌德勒团体在柏林与军方联系的联络人。歌德勒常将一些文件与反抗阵营的消息透过赫曼凯萨尔交给贝克将军过目。除此之外，赫曼凯萨尔与时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军事局主管的奥布利希特将军(GeneralFriedrich Olbricht，Chef des Allgemeinen Heeresamtes im Oberkommando desHeeres)关系良好，而奥布利希特也是军中反抗阵营的一员。因此，在奥布利希特的掩 护之下，赫曼凯萨尔进一步成为军中与民间反抗人士之间的联系桥梁。这样的角色不仅 使他曾多次与东线战场上积极参与反抗阵营的中央集团军上校军官特瑞斯可夫(Henning von Tresckow)深谈有关反抗行动的各种细节，同时歌德勒与1944年7月主导军方发动 政变的首脑人物史涛芬柏格上校(Claus Schenck Graf von Stauffenberg)的首次会面 也是在赫曼凯萨尔的办公室。
与歌德勒密切合作的另一位成员是担任政府顾问(Regierungsrat)的吉塞维斯(HansBernd Gisevius)。在年轻时期，吉塞维斯曾经是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青年领袖，是一 位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者。纳粹党取得政权后，他即加入了纳粹党。担任公职后被派在 柏林的警务处工作，并参与了盖世太保的建立，也担任过几个月盖世太保的职务。此后 也曾有任职内政部及帝国刑事警政署(Reichskriminalpolizeia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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