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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世界史]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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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论文编号： lw200709041301345016

论文属性：学术论文

论文国籍：

论文语言：中文

登出日期： 2007-09-04

点击次数：1774

论文字数：1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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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搜索：世界史论文 学术论文

有条件做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在越南古籍中，至少保存了三篇孔子、项橐相问的故事！（注：整理本见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项橐问答书〉谫论》，《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2年。）各本的篇幅、内容均与敦煌本相近；但从叙述次序和文字内容看，越南本却更接近藏文本和明代的《小儿论》。例如越南本“三窗六牖，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云云，不见于敦煌本，而见于藏文本和《小儿论》。而若比较一下各本的内容顺序（注：见下表：　资料来源：敦煌本及《小儿论》据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项楚《敦煌变文选注》、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藏文本采自冯蒸《敦煌藏文本〈孔子相托相问书〉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越南本据河内国家社科中心汉喃研究院藏书。），则可知敦煌本的结构颇不同于其它各本。
　　这些异同，说明孔子项橐故事在唐五代已经定型，且大略有北方、南方两个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如果说敦煌本是北方系统的代表，那么，越南本、藏文本和明代《小儿论》便具有更亲密的血缘关系，同属于《孔子项橐相问书》的南方系统。有学者提出：《小儿论》结尾小儿问天地一段，“既不见于（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间书》，也不见于古藏文本之中，当是另有来源”。（注：张鸿勋：《〈孔子项托相问书〉故事传承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这一问题正好可以用两个传承系统之说来解答，因为同《小儿论》一样，在越南的三种传本中均有以下一段：
　　又问曰：“天上零零有几星？”孔子曰：“适来问地，何必谈天。”小儿曰：“地下碌碌有几屋？”孔子曰：“且论眼前之事，何必谈天说地。”小儿曰：“若论眼前之事，眉毛中有几枝？”孔子笑而不答，顾谓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于是登车而去。
　　这进一步证明越南本和明代《小儿论》具有相同的来源。考虑到越南俗文学曾接受明代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上述相同也可以理解为同一时期的中越俗文学的关联。因此，各本之附载的内容差异，既可以看做传承的地域系统的差异，也可以看做不同时期《孔子项橐相问书》在功能上的差异：敦煌本与讲唱体的孔子欲杀项橐诗合抄，有明显的讲唱功能；越南本与格言体的孔子观金人之铭合抄（注：铭文由关于“慎言”的格言组成，云“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云云，原出《孔子家语观周》。），有明显的蒙学功能。下文将要说到，这种格言体的蒙学书籍在越南汉喃文献中构成一个规模颇大的类别，实际上昭示了《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生存环境。总之，利用越南文本，可以更充分地阐明《孔子项橐相问书》等敦煌作品的性质和传承。
　　　　（四）《太公家教》研究
　　《太公家教》是敦煌写本中最多见的一种文献，至少占有35个卷号。它由规劝少年子弟遵循社会伦理的诗书经史俗谚之语组成，多为四言体，包括“孝子事亲”、“弟子事师”、“教子之法”、“立身之本”等门类。写本题记表明，它是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到北宋初年最流行的一种重蒙读本（注：参见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辑、汪泛舟《〈太公家教〉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无独有偶，在越南也流传过这种《太公家教》。1998年，我在河内搜集到抄写于启定元年（1916年）的一件残本。它有16页篇幅，采用汉字正文和喃字小注相间的体式。前半部残，末尾题“太公卷之毕，启定元年陆月初贰日”。尽管正文之中只有“良田万（敦煌本作‘千’）顷，不如薄艺（敦煌本作‘技’）随身”等少量语句与敦煌本《太公家教》相同，但二者的文体、无忧论文【http://www.uklunwen.com】内容、性质却无疑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童蒙读本在敦煌还有很多（注：参见周丕显《敦煌童蒙、家训写本之考察》，《敦煌文献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它们大致反映了各种读本的时代和流传规模，也反映了《太公家教》的文化背景。同样，在越南也有数十种格言体的童蒙读本，构成了越南《太公家教》的文化背景。这就是说，在敦煌写本文献和越南汉文古籍之间，存在相类似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功能。
　　幸运的是，尽管敦煌文献封存于宋初，敦煌本《太公家教》的流传线索因此隐晦不明，但我们却可以在各种典籍记载中看到越南本《太公家教》的渊源。按唐宋许多典籍提到过作为俗文学作品的《太公家教》，《南村辍耕录》把《太公家教》记为金院本的名目，明《雍熙乐府》则有唱词“抵多少迟逢了《太公家教》”。这说明《太公家教》自唐以来流传有绪，在民间的影响一直不曾衰落。又据明代典籍《殊域周咨录》卷六，在当时，越南亦已传入“《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等书”。可见敦煌《太公家教》和越南《太公家教》事实上代表了一段文化传播史的两个端点；其间异同，正好为俗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标本。
　　　　四、关于中国文学的文体研究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确认事物的本质，最简捷的办法是把这一事物同最相似的或最接近的事物加以比较，或者把它同构成对立关系的另一事物——它投射在另一个文化层面上的映象——加以比较。后一种比较就像是为对象提供了背影。它可以使对象整体地呈现出来，有助于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对象事物。
　　对于作为传统学术对象的经典文化来说，敦煌文献具有背影的意义——它代表了同经典文化相对的一个文化世界。20世纪敦煌学因此有力地推动了典籍与民间遗存的比较研究，在冲击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古代语言、古代艺术、民族史等众多学科的同时，也造成了这些学科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现在，保存在越南的汉喃文文献，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提供了又一个背影！它对于中国学术的冲击，将不仅积极地作用于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而且将具体地作用于敦煌学研究。
　　越南汉喃文献作为背影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对敦煌事物以及中国古代种种文化事项加以衬托、比较、补充，使之成为可做立体考察的事物。例如在《孔子项橐相问书》、《太公家教》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以中原、敦煌、河内为传播结点的文化过程。越南俗文学的五大品种——俗赋、小说、陶娘歌、喃歌、嘲歌和＠①戏——可以看做中国汉以来的俗赋、六朝以来的小说、唐以来的曲子、宋以来的说唱、元以来的戏曲在越南的回声。总之，过去孤立存在的事物，现在因获得旁证而成为具有历史重复性的事物。这使我们有条件去重新讨论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文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理解敦煌文学的生存状态与其文体表现的关系。越南文献中各种俗文学作品不分体裁杂抄为一集的普遍现象，提醒我们正视敦煌文学中的类似特点。我们现在知道，多种文体彼此渗透、多种艺术手段交互为用，这其实是俗文学的基本特点。这种情况表明，在篇章体制上彼此不同的许多作品，可以在功能上具有同一性；因为多种文体的作品杂抄在一起，一般来说，缘于这些作品在同样一个场合得到使用（表演）。这就是说，在篇章体制上彼此不同的许多作品，可以共有同一种生存环境；反过来说，同一种生存状态，可以有不同的篇章体制的表现。从现象上解释这种情况，可以说，作为口语文学和群众文学的俗文学，因为其接受对象和传播场所的特性，它的文体表现是不同于作家文学的。早在战国秦汉之际，许多同俗文学相联系的作品就综合应用了代言、对话、辩难、谐ｙǐｎ＠③等手法，例如《神女赋》、《登徒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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