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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新经济学论文 中国论文 学术论文 |
现有有关个人收入、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均没有考虑制度性变量，即在假定制度(如经济体制、市场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来研究个人储蓄行为。例如每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先决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然后再决定储蓄所分布的金融资产，以期达到生命周期的效用极大化。然而，从中国20年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看，个人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出现了一些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本文旨在把一些制度变量纳入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分析，进而说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量是影响个人预期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个人储蓄行为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20年来储蓄的基本情况
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个人收入增加很快，这是个人储蓄增加的基础。表1给出了中国这段时期个人收入与储蓄增长的基本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储蓄指中国居民个人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它仅是个人总金融性储蓄的一部分(约占70%)，其他个人金融资产还有手持现金、国债、股票等有价证券。因为现有统计文献中对个人储蓄存款的统计比较准确，所以本文以此为主要分析基数，以方便与其他统计指标的对比分析。表2列出了利率水平与储蓄存款的变化情况，表3则列出了居民个人储蓄的增长率与其他相关指标增长率的对比情况。
表1：1978－1999年：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储蓄存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中国统计摘要》，第53页
表2：1978－1999年：存款利率水平与居民储蓄
资料来源：《2000中国金融年鉴》
表3:中国储蓄增长率与其他指标的比较
注：除GDP年增长率按不变价计算外，个人收入和储蓄的年增长率均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据《2000中国统计摘要》相关数字计算所得。
对表1、表2和表3的宏观统计数字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个人储蓄行为有以下特征：
第一，个人储蓄相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每百元个人当年货币收入的储蓄存款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1991年的17%，平均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如果加上个人手持现金和证券，中国个人储蓄率在1993年就达到24.3%。这在当年人均GDP仅300美元的中国是令人奇怪的。
第二，在这20多年中，每年个人储蓄存款年增长率均高于GDP和个人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这一现象也无法解释。
第三，1987-1995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9%，其中有6年(1985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高于10%，大部分年份的储蓄存款率实际利率为负利率，但储蓄存款仍然大幅度增长。
第四，九十年代以来，储蓄存款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但1999年开始，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储蓄存款增速从1999年4月的19.2%，连续13个月下降，至2000年5月共下降了13.7个百分点。2000年5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2195亿元，比上月下降341亿元，成为自1996年实行降息政策以来，居民储蓄下降最多的月份。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个是如何解释90年代以来储蓄存款相对于收入水平的不相称的持续大幅度增长。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此有两个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个人收入统计不准造成的。储蓄存款增长超过个人收入增长，其原因主要在于大约有相当于可统计收入的50-70%的“非货币收入”或“隐蔽性收入”未统计在个人货币收入之内，如果把这部分货币收入也统计在内，储蓄率就不会这样高了。但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当时的个人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收入已占到GDP的66%(1990年至1993年)，如果个人收入真的存在大幅度低估，那中国GDP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就高到无人相信。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储蓄存款中有大量机构存款，即“公款储蓄”被统计在内。这个问题确实有，但数量不会很大。机构(法人)出于提现方便，逃避财务监管等因素，把一部分资金存入个人储蓄帐户。但这样做并不会在收益上有任何增加，因为存款利率是一致的；而且还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如机构的钱必须以个人的名字存款。根据人民银行的典型调查，机构存款占储蓄总量不会超过10%。这两种观点还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通货膨胀率如此高和实际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储蓄还是快速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其他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在1999年，在收入无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储蓄存款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下降？有人认为这是国家自1996年以来7次降息结果的累积反应，这显然不无道理，但是否还有其他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呢？
二、制度变迁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
我们在假设收入、利率、消费习惯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依然成立且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的储蓄行为。
(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使人们增加现时储备。
制度变迁对个人预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原来的计划制度下，就业者不必担心失业，对于自已在退休前的总收入(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福利收入)和退休后的收入是完全可预先计算的,因为有固定的工资增长表和福利待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期收入较低，所以中国的就业者和农民储蓄很少。从1952年到1977年25年期间，中国个人的平均储蓄率不到2%。在计划体制下，当个人收入完全被计划控制之后，不存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个人是不倾向于多储蓄的，特别是在消费品比较短缺的情况下，牺性现期消费而储蓄的机会成本太高。
改革以后，中国个人货币收入绝对值虽然有大幅度增加，但以“恩格尔系数”衡量，中国仍属低收入国家。1993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54%，城镇家庭为50.1%；农村家庭为58%，1999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7.21%，城镇家庭为41.86%；农村家庭为52.56%。(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证券报》1995年5月22日，《2000中国统计摘要》)在这么高的恩格尔系数下，人们还有这么高的储蓄率(1993年约24%，1999年有所下降，但也有11.3%)，显然是牺牲了相当大部分的非食物消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制度变迁下，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水平已无法预期，就选择了增加当期储蓄。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生活中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受到极大抑制，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就业工人对是否失业预期不明，收入中的对未来生活的保险性储蓄强化。在农村，由于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再加上我国在转型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民不仅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还承担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投资和费用，直接限制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加之农产品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去外地打工的劳务收入大幅减少等，都造成农民对未来收入的较差预期，从而也增加现时储蓄。2000年5月中旬人民银行对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储户增收信心继续减弱，当期收入信心指数为2.5，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8.3，分别比一季度下降10.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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