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quot;受难"的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１．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有人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 ? 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１］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３．中国大陆１９９４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quot;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２］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４．中国 1995 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 365 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怄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遵 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 50 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 1974 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quot;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 370 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１）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２）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 ? 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３）以中国 ? 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 、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３］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１９３７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quot;。［４］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 　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１９６５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quot;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５］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６］。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 ? ，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 ，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quot;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quot;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的研究。
　　 2.2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2.3 　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2.4 　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三、西方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 (immunization rights) 和"不稳定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s) 。毛泽东的大失误，是没有建立"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干预的制度化保障。［４３］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的大民主社会实验。?quot;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 (equal protection) ，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 (judicial review ）可以推翻现有法律，而司法重构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动性。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 ? 佛大学法学院安格 (Roberto Unger) 教授及其领导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主张，西方法律目前?quot;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权"，包括"言论自由"、" 政治参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组织一经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 (Solidarity right) ，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展。［４４］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对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原因有二 ：（１）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预期，但实际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１５年不变到３０年不变），但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quot;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２）"财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 (bundle of rights) ，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与集体、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quot;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４５］。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进"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４６］。
　　第五，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要批孔"。但正如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创新可以有所启发。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津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４７］本文作者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暄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２１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规律与解放"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 ? 贝马斯计划在美国这?quot;中立地带"辩论"现代性"问题［４８］，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明证。如果２１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1]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 页。 [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64 页。 [3]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页。 [4] 李锐，同上注，第 233 页。 [5]Andre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P.373, 1968).[6] 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9 页。 [7]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67 页。 [8] 转引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