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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外交方针或外交取向是指国家对外部国际环境的总的态度与承诺，是其实现内 外目标与抱负的根本对外战略，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根据一定时期国际体 系的力量构成、各国行为方式和对于变动的国际格局的反应与介入程度，我们可以区分 出国家可能采取的三种主要外交取向，即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不结盟主义)和联盟主义 。(注：“中立”与“不结盟”在这里是指同一外交取向的两个方面：“中立”是指不 参加、不卷入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不结盟”则是指不与任何 国家或国家集团结成针对第三方的安全、防御或军事联盟。因此这种外交战略常常完整 地表述为“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它是国家自由采取的对外政策，因而不受法律 约束，这又与国际法上的“中立”或“中立化”不同，后者是大国之间以条约形式给予 承认的。另外，若严格分析起来，“中立主义”是较“不结盟主义”更加自我节制的外 交政策：“中立主义”必然是“不结盟”的，而“不结盟主义”未必是“中立”的。也 就是说，“不结盟”是一国奉行“中立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不 结盟国家临时决定参与战争与冲突的例子是不难找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立主 义”更准确地表达了瑞典传统的外交取向。有关内容可参阅：199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 书·政治卷》，第602页；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Analysis,Prentice-hall,1972,p.106.)
中立主义认为，与他国或国家集团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行动自由，也就是说失去根 据自身需要灵活制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相反，采取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则可以使 独立的民族国家获得更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并借此影响他国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增加外 交影响力。事实上，结盟外交虽然失去部分行动自由而且还要承担援助盟国的责任与义 务，但是它却通过联盟关系纽带，利用比它自身大得多的力量，争取实现以其单独能力 无法达到的外交目标。因此，很难抽象地说哪一种外交战略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外交利 益，采取何种外交路线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定。另外，成功 的中立、不结盟外交战略，除了决策层有意愿之外，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些 条件主要包括：国际体系中有利的力量结构；自身具备确保其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防御能 力，用以抵抗那些无视本国中立立场的国家的进犯；大国对其政策的友善态度或不对其 抱有特别兴趣；适度远离主要的国际冲突热点；以及国内政局稳定对这种外交取向的足 够支撑。(注：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1972,p.111.)
从历史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严格来讲是指瑞典、挪威 和丹麦三国，但通常也包括芬兰与冰岛，合起来又称“北欧国家”。)具有浓厚的中立 主义传统，它们都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不同程 度的成功，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瑞典的中立主义外交传统。
一、瑞典外交传统：中立主义
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远离欧洲大陆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热点：其东面有芬兰 位于它与传统强国俄罗斯之间，其西北则与一个历史上曾长期受其支配的传无忧论文 【http://www.uklunwen.com】统弱国挪威 相邻，其东南与西南则由波的尼海湾、波罗的海和卡特加特海峡将其与欧洲大陆分隔开 来。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意味着瑞典可以较少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量，在外交上有 着更多的独立性、自主性。瑞典还一直保持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历史上争夺北 欧地区优势地位的战争中常常能使对方俯首称臣，这也使瑞典赢得了大陆国家对它的尊 重。另外，作为“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一个典范，外交上的“不结盟” 和“中立”政策受到其国内各阶层的普遍支持。
瑞典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国家之一，也曾与欧洲大陆保持过密切的联系。1630年，国 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决定介入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以保护新教、扩大斯德哥尔摩 在欧洲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近二百年间，瑞典曾热衷于欧洲政治并参与了大陆许许多多 的争战，直到1809年被俄罗斯打败并割让一块土地(即如今的芬兰)给后者为止。(注：Mats Berguist,“Foreword”,in Lee Mile ed.,Sweden and European Evaluated,London:Continuum,
2000,p.xii.)瑞典随即发生了宫廷政变(相当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 革命”)，结束了独断专行的绝对主义君主政权，并采纳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削弱了 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与议会(Riksdag)分享国家的统治权，并使其制度化，其结果便 产生了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精英“共识政治”，瑞典的立宪主义遂进一步得到发展。由 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农民构成的四级议会政治的发展，导致瑞典开始更加关注国内 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不再醉心于征战欧洲大陆，贪图王国的领土扩张。在这一时期，军 官阶层也支持1809年宪法，致力于化解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干预劳动市场， 保证各阶层之间的正常秩序。于是瑞典现代政治文化传统开始形成：尊重宪法，决策上 通过妥协解决不同集团、党派之间的分歧以达成共识，即“共识政治”。如此一来，瑞 典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理性，因为此时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再只是满足王 权利益的工具，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利益的大事。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 瑞典最终选择了“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取向，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任凭 欧洲局势风云变幻，矢志不改。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即退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军事纷争，成功地避免了欧洲的 连绵争战。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瑞典在此后是如何坚守“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 ”的外交政策的：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王国的战争，丹麦处境岌岌 可危，因而希望与瑞典结成防御联盟共同抵抗侵略，但却遭到当时“瑞典——挪威”国 王奥斯卡尔一世的拒绝，而在当时他正致力于集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王冠于一身。(注：Alastair H.Thomas,“The Nordic Region and Nordic Cooperation”,in Lee Miles ed.,The European Union &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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